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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比在家里种田收入更高。
所以要解决土地问题很简单，一个是发展科技提高农作物产量，只要中国整体上获取的粮食能够养活全体中国人，那么中国就没有土地问题。第二个就是发展工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无地农民能够从事其他的工作并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至于那些什么土地制度不是问题，私有制、公有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都影响不大，英国、美国这种私有制的国家活的好好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中国也没人饿死。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乃至那么多人吃不饱呢，因为早年只做了第一点，那些人脑袋都被什么阶级、主义之类的弄晕了头而没有开办万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邓老就做了第二点，改革开放的成功让处于人口`爆炸时代的全体国人吃饱饭，这就是邓老的最大成就，这份功绩中国自古以来无人能出其左右。
基于国民军的支持者和现有的国情，把那些地主全部突突掉然后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农民是不现实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头，人多少自持是种高贵生物，施行阶层灭绝政策和种族大屠杀也没什么区别了，这要是施行下来的话，国民军自己内部就得闹翻了，虽然说国民军的主持者主要集中在工商阶层和普通农民上，实际上很多工商也是出身地主，甚至本身还是地主，这样贸然的用那些阶级斗争的方式很容易把陈敬云自己也给断送了。这种激进政策，那么只能用老法子限定地租的最高额了。
土地法令的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个：地租额度不得超过年产农作物的四成，而农作物的年产额由政府派出的专员额定。当然了这个限额肯定是很多地主所不能接受的，可能会瞒上欺下，比如虚报农作物产量，或者私下和农民签订更高额度的租约。
为此，土地法令制定了第二条：任何有多余田地用于出租的个人出租必须也只能租给政府。任何私自出租或者承租土地的行为都将遭到毫不犹豫的*消灭。由于是政府和地主方面签订承租契约，面对政府的时候，地主也就成了弱势一方，变相抬高地租就不可能了。
然后再由农民向政府原价承租土地，也就是说地主和无地农民不产生直接接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定限租令的实施。
本来土地法令还有其他几项，不过现在实行的时机还不成熟，比如土地购买令，政府向地租购买土地，分多年付款，同时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同样分多年付款。又比如政府向地主承租又向农民转租的土地，耕种田地的农民满一定年限后，可以向政府提出购买申请，而地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如此一来，地主所拥有的田地就会大规模的分散下去，而地主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也会由政府进行引导，投入到工商界当中。只是这些政策也算比较激进的，现在国民军也不想让内部太过于动乱，所以只是先拿福建的几个地区进行了试水，以后看看成果再大规模推广之类的。
当中虽然免不了官员*和地主相互勾结的情况，但是国社党已经向下面的乡镇派出工作组，宣传实施国社党的政策，同时也为了让政府的触角更深入到农村社会，在镇一级之下再设立乡、村这两级行政机构，试图打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士绅统治广大农村的结构。
而国社党的这项土地法令却是引得了众多底层农民的支持，延平等少数几个地区甚至涌现了农村子弟踊跃报名参军的迹象，除了国民军的高额军饷和前途外，和土地法令是分不开。
陈敬云用华夏复兴的梦网住了众多的热血爱国青年，用大兴工商拉拢了士绅工商，用土地法令拉拢了众多的农民阶层。这个人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可是他林文英不甘心。
同样是革命者，当初福州起义时他林文英的豪迈也丝毫不让于陈敬云，可是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陈敬云却已经成为了足以影响中国局势的政治巨头，带领着国民军和国社党奠定了争夺九鼎的基础。可他林文英呢，虽然之处就当上了福建军政府军务部总长，可是这一年来一事无成。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带领中国崛起？这种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自问过，载沣雄心壮志开办新政在辛亥后被赶下台也是这么想的，袁世凯被气的吐血郁郁而终最后也是这么想的？随后军阀混战里陆续登场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是差不多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后来的光头叫嚷着反攻`大陆时也是怎么问过自己：“为什么不是我！”
他们都不甘心，林文英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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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本来没打算现在写的，但是写着收不住笔就写了几百字出来，现在只是略谈一二，后续章节会专门谈论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