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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垂泪道。
林义哲忙细问端详，而彭柏文和董长义等人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在澎湖水师覆灭后，大难不死游上岸的彭柏文等官兵一致认为日军将窜犯台南腹地。于是便抄山路直奔台南府，向知府刘璈禀报，并加入到了刘璈麾下的军队当中。打算随同刘军对日军发动反击，为死难的澎湖水师营统领吴奇勋报仇。
对于彭柏文等人的报告，刘璈显得极为重视，对于彭柏文等人要求出兵为吴奇勋等死难的澎湖水师官兵复仇的要求，也一口答应下来，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刘璈便亲自带兵出发了。
尽管刘璈摆出了一副要将日军赶下海的架势，其实却并无任何的作战计划，而是按照他搞的风水的那一套进兵（本意其实就是想避开日军），结果同日军一经交手，便全军溃散，一路狂奔的跑回了台南，从此便缩在城内，闭门不出。彭柏文等人屡次请求出战，都被刘璈以“兵力不敷”和“贼军势大，台南重地亦需布防”为由推脱。
刘璈在台南的“布防”工作主要有两大方面，首先是号称要“赶募大支游击之师”，用来加强台南的防务，但他实际上只草草募集了几营外，就再没有更多的作为了；其次是要“增添炮械”，但除了临时从外国掮商手中买了些旧枪之外，也没有了下文；。
事实上，在林义哲率舰队到达台湾之后，便曾派人给刘璈送去公文，要求他加强台南汉地的防御，但刘璈对此没有任何的回应，甚至于在淮军登陆之后，唐定奎给他发文请求支援粮草民夫，结果依然是杳无音信。
刘璈在台南当起了缩头乌龟，但日本人却并没有和他一样。
在同刘军有过一次接触之后，日军将领可能是意识到了台湾防军随时会出现，为了防止清军集中兵力发动进攻，日军开始四处出击，袭击清军各处防地，结果各处清军或因消息不通未能准备，或因兵力单薄，纷纷被日军击溃。
见到防守台湾的清军轻易的就被击败，日军胆气日壮，便在汉地大肆烧杀抢掠，民众惨遭涂炭，各地乡绅见状，一边组织民团抗击，一边不断派人向台南府求救，但刘璈一概的置之不理，终日在府中研究风水五行“破敌之策”。
“那刘璈终日躲在台南府城之中不出，任由倭寇屠戮百姓，我等亲往台南府面见刘璈，请求发兵，拯民于水火，他刘璈竟称疾不出，拒不见我等，见我等留此不去，竟然派人递话，称‘倭寇剽掠完毕，自会散去’！林大人，您说，这还是人话么！”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乡绅说到这里，浑身哆嗦不已，显然已经气极。
听完大家的控诉，林义哲的脸色已然变得铁青。
福建省前的末任实缺台湾道刘璈，是台湾近代史上的有争议人物。台湾史学家连横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在所着《台湾通史》中为其作专传，其他章节中记述刘璈的政绩亦甚多。对于刘璈在中法战争期间被督办台湾事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劾，革职籍产。流放黑龙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结局，认为“士论冤之”〔1〕。1985年， 台湾史学家许雪姬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为刘璈作了全面的辩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杰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终无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尽力保护外商，屡获好评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台海封锁之困；尤以在法舰上面见孤拔时所表现的勇气。更令人折服。”因而“有关二刘之争，今人的研究。较倾向于同情刘璈。”〔2〕
刘璈是怎样发迹而得任权势颇大的台湾道的，对此，连横先生作了这样的说明：“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从军，大学士左宗棠治师西域。辟为记室，参赞戎机，指挥羽檄。意气甚豪。及平，以功荐道员，光绪七年，分巡台湾。”〔3 〕后世学人谈及刘璈的早年经历，多遵循连横先生的说法。一些大陆着作还据此演绎成刘璈曾参加左宗棠领导的收复新疆和抗俄斗争云云，而不察连横先生的说法颇多讹误失实。
首先是关于刘璈的籍贯。据沈葆桢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称：“据营务处浙江候补道刘璈禀称：该员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风港营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临湘县本籍病故，恳请奔丧，回籍守制。”〔4〕据此， 可知刘璈的籍贯应为湖南临湘县，而非湖南岳阳。清时，在岳阳城设岳州府，附郭巴陵县，辖下有临湘等县。民国时，始改巴陵为岳阳县。因此，将刘璈的籍贯指实为岳阳（城或县）人都不准确。
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交涉日军侵扰牡丹社事宜并筹办台防，经台湾道夏献纶举荐，刘璈被札委为总理营务处。从同治十三年九月至光绪元年二月的短短6个月时间里， 刘璈颇得沈葆桢的赏识，刘璈能由丁忧前的候补道改为丁忧后的遇缺题奏道，可能即得力于沈葆桢的奏保。这番际遇，成为刘璈日后得授台湾道的契机。
清制，父丧，儿子为官宦者须丁忧守制三年。光绪元年二月，刘璈因父丧回籍奔丧守制三年，至光绪三年五月始服阙。而左宗棠的筹划和收复新疆，恰好也是光绪元年至三年间的事情。这段期间，在籍丁忧守制的刘璈，显然是不能分身到新疆辅佐左宗棠了。
刘璈再次投到左宗棠麾下是比较晚些的事情。大概在守制期满时，刘璈考虑到自己日后的出路，可能曾与老上司联系。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请调刘璈到营“以候差委”。清政府下旨将刘璈交左宗棠差遣。由于通讯和交通落后等缘故，当刘璈奉旨赶达左宗棠营中，已是光绪四年底至光绪五年初的事了。光绪五年初，恰逢左宗棠部下总理关内营务处及统领三营军兵的王诗正丁忧，左宗棠遂将遗缺札委刘璈。同年下半年，兰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刘兰洲暂署”，从此，刘璈便逗留在关内兰州一带，可能并未出关到达新疆，和所谓的左宗棠抗俄斗争也不沾边。连横先生称左宗棠将刘璈“辟为记室”，显然是并不了解刘璈已负有具体职司这一事实。虽然在此期间上奏朝廷时，左宗棠免不了要为刘璈说些好话，但在私下里，左宗棠却多次函告他人，流露出对刘璈的不满。如于光绪五年底函告杨昌濬：“刘兰洲好察多疑，弟所不取。”〔5 〕光绪六年四月有两函谈瓜子沟番乱，认为刘璈应负一定的责任。〔6〕可见，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赏识刘璈。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被命为军机大臣。这时，中国又因琉球问题与日本有隙，为恐日本重蹈故辙侵扰台湾，四月间，清政府在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前往台湾筹办防务的同时，又因台湾道张梦元升授福建按察使，遂简授刘璈为台湾道。其中，左宗棠是否在军机处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刘璈在台湾时得到左宗棠的大力提携和称誉应该是影响这个任命的一个重要因素。